【百姓感言】

此情可待成追忆

      卢  康

 1977、1978年，是我国两个值得纪念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转折年份：恢复中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往事如烟。大略算来，30年了。

 30年，弹指一挥间。转眼白云苍狗，物是人非。几多悲欢，几多感慨。

 1977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听说要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了，心里一阵激动，似乎看到了光明。那时，我正在庄稼地草棚里为生产队看守玉米，整个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十载心酸往事涌心头……

 我是1966年的“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当年6月18日上面宣布：中考高考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演绎，要坚决废除中考高考制度，所有学校一律停课搞“文革”运动，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就这样，我因运动滞留学校两年多。1968年8月2日，我们66届毕业班集中桂平军训。8月21日结束时，竟飞来横祸，我被桂平公安局宣布为“反共救国军骨干分子”，予以逮捕审查。

 明明是空穴来风的冤案。连续几个月的关押，刑讯逼供，实在查无证据，只好下结论：“莫须有”也要遣送回乡就地监督劳动改造！

 1968年底，我回到家里。家里可热闹了：父亲早在1959年的“插红拔白”运动中被开除出高中教师队伍，这时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头颅被打裂，左手被打折，关押在大队“监狱”10个月了；大哥原是民办教师、生产队记分员，因“闹分队”被日批夜斗，已关押了9个月；三哥卫校刚毕业，也因“反革命罪”受尽折磨后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叔叔是达开水库干部，因“策划分队”被送到农场“牛棚”改造。这样，全家父子叔侄就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了。

 整整10年，再坚强的人都要崩溃。三哥在饱受摧残后，30英年早逝。在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年月，意外的是我竟然活下来了！还等来了“四人帮”的倒台，盼来了教育的春天！

 荒废了10年岁月，又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能参加高考吗？初中毕业且10年后参加高考，真有点天方夜谭式的浪漫。可是，父亲却鼓励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只好不辱父命了。

 但我去大队报名时却通不过。理由是：不是高中毕业；个人历史问题和家庭背景复杂（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复杂”大概是指全家“反革命”吧？）。报考资格都没有，我还指望什么？苍天无眼，人何以堪？虽听说邓公曾反复强调不惟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但在当年“两个凡是”氛围中，他也无奈呀。对我这样的人而言，政治空气还是令人窒息的。

 还好，同村的一个青年也不能报考，我们将情况反映到玉林地区招生办，考前两天，我们终于得以报考了。

 1977年12月14日，即广西高考前一天，我到城上补办了手续（本公社考点已经没有文科考场座位），抽空看了一天一夜的书。为报考我已经疲于奔命，根本就没心情和时间完整看过书，那时也根本没有什么资料参考，是凭老本考完试的。走出考场，自认为考的还可以。

 高考结束后一段时间，乡邻中传言，说我肯定能考上大学。一打听，原来，始终在我的考场（县西小学考场）监考的一位同志，是临时抽调的一个外乡干部，他恰巧在我们公社蹲点，他说他自始至终都看过我的考卷，认为是那个考场考得最好的。和他一起监考的老师也有同感，他们在吃饭休息时都在议论。

 1978年元月份，放榜了，没有几个人能考上。我也没得通知。我跑到县招生办一看，通知名单上是有我的名，但被浓墨划去了，还依稀可见。招办林主任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一看，非同小可，马上开证明给我，叫我到玉林地区招生办去查询。地区招生办的同志也很感奇怪，表示一定帮我搞清楚，叫我回家等候。那年，整个广西45万多人参考，玉林地区就有10多万考生，工作量非常大。

 几个月后，自治区招生办给我来信了，称：你的成绩上线，但政审不合格。农村的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希望你继续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云云。我后来听说，当年我的考分超过录取分数线30多分（分数不公开）。

 政治歧视对一个人的伤害是非常残酷的，我的思想差点崩溃了。哀莫大于心死。在那样的年月，政治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呀，在高考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中，政治的虐待比心死还惨。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全国展开了大讨论。我隐隐约约有一种预感，党的实事求是作风要回来了？1978年7月21日，是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天，在这个预感驱使下，我这个“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带着不服气的情绪，又参加了第二次拼搏。高考结束，我自信肯定能考上，早就做好上大学的准备。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镇上碰见刚从南宁改卷回来的黄老师，他高兴地对我说：做好准备上大学吧，我查过你的成绩了，全公社近千考生中，你肯定是前几名。反正语文你就是第二名了。不久，光荣榜公布，杨、欧、梁同志排前三名，我排第四，黄、凌、梁、杨四位排五至八名。当年那情景真个是红榜高悬，万人空巷。连续多日，看榜的人络绎不绝，街谈巷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真正形成了，教育的春天来到了。

 由于一个多月废寝忘食的备考，体检时我的体重只有86斤，同我参检的一位好友体重比我足足多了40斤！填志愿时，负责同志宣布了六个“优先条件”：党员优先、根正苗红优先……我的心又一次沉重了。

 10月份，上线考生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了，我呢，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挨到12月，我终于打听到，本人和第三名的梁老师又是“政审不合格”。尽管比很多幸运儿多出50多分，我再一次尝到了落榜的痛苦。

 1978年12月18日，三中全会召开了；再后来，拨乱反正开始了。痛定思痛：当年父冤未雪，本人“反革命”帽子未脱，“两个凡是”猖獗，谁敢录取我这样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双料“黑五类”呀？

 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经我几十次上访上诉，父亲20年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搞了退休。我“顶替”参加了教育工作。到了1983年，我的“莫须有”得到了甄别，戴了15年的“反革命”帽子才脱了，全家人的冤案到此画上了句号。随后，我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拿了中文专科文凭，在几位教授的鼓励下，又在本科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是邓公的英明决策，恢复了高考招生，激发了那一代人追求知识的价值取向；是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才在政治上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是改革开放，才产生了自学考试制度，圆了我的大学梦。

 高考或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不一定能成就一个人的未来。几十年的坎坷际遇，我并没有哀怨感伤。在痛惜华年流逝，抱负成空之余，我不断抗争，抓住改革开放给我的机遇，忠诚人民教育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终于有了一点成就感：在《中国教育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全国及省地县报刊上发表多篇教育教学论文、诗歌散文、地方史志研究文章；曾11次被评为地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先进工作者；1998年被自治区教育厅、人事厅授予自治区优秀教师称号；连续12年年度考核优秀；近30年来，共获得70多项各种荣誉实绩奖励；个人业绩入编《广西特级教师优秀教师名典》、《广西群英谱》等大型史料系列典籍丛书；是自治区统战部列入《广西党外人物登记表》的非中共人士。是目前镇内中小学唯一获得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的还在站讲台的一线普通教师和班主任。

 如烟往事皆忘却，晚霞似锦复何求？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我很快就要退休了。虽然我不是当年恢复高考的直接既得利益者，但我敬仰设计师的高瞻远瞩，为改革开放万民受益感到欣慰。值此纪念这一系列大事件30周年之际，敲下此文，算是对那一段曲折的历史做一点追忆罢。